“营改增”提高还是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以"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政策实施前后公司专利数量的变化,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视角经验研究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以及三重差分模型（DDD）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进一步地,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营改增"通过提高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得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行为更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文章不仅丰富了"营改增"之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制度性诱因,对政府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而明晰的政策含义。     

Does state-mandated reporting work? The case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in CABG patients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mandated reporting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SSIs) and changes in infection rates, length of stay and costs amo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patients. This paper uses generaliz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methods to analyze patient discharge data from the Nationwide Inpatient Sample (NIS) from January 2004 to December 2011 merged with state-level data on mandatory reporting status. After controlling patient and hos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e and year fixed effects, we do not find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state-mandated reporting leads to lower odds of SSIs in CABG procedure. Although it i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length of stay and lower costs,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rely requiring hospitals to report outcomes may not lea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SSIs among CABG patients.     

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研究目的：以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推动工业用地资源优化配置与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创新提供参考。研究方法：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2）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在中西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研究结论：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经济政策创新,促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

研究目的：系统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绿色转型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2006—2020年,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结论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撑。（2）试点政策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积极影响存在短期滞后性,总体呈现出波动特征。在试点范围扩大过程中,该影响具有明显的推广效应。（3）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4）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城市区位、规模以及类型的异质性,表现为该效应在中西部、大规模以及资源型城市中发挥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扎实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持续支持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实施方案,赋能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稳步提升。     

政府水污染防治对重点流域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17年间我国中部六省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相关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办法》实施后对中部六省重污染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表现出较好的持续性;通过对中部六省三大产业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仅在包含重污染企业的第二产业内显著存在,而对第一产业内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同时对第三产业内的企业投资不存在显著影响;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排除预期效应和测量误差后,其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抑制作用的直接效应和持续效应依旧存在,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以产业政策“五年规划”的变更构建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政策扶持对企业“主观投资意愿”和“客观投资机会”的双重影响，以及在两种影响的共振作用下，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微观逻辑。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政策扶持不仅会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投资意愿，还会通过庇护效应提高企业风险容忍度、强化风险承担，从而进一步提升“主观投资意愿”。另一方面，政策扶持引发投资潮涌会恶化市场竞争、政策前瞻性及其社会价值性，又对企业短期经济价值产生抑制，从而导致企业“客观投资机会”下滑。最终，企业在客观投资不确定性加剧而主观投资意愿上升的共振作用下选择转向具有替代性的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方面，主业投资机会、主业经营收益率和主业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更弱，说明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上的“脱实向虚”。     

菏泽多时间尺度气温变化特征及其突变性

[目的]为了找出近40年来菏泽气温变化的特点及规律,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气候资源区划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分析了菏泽多时间尺度气温的变化特征及其突变性。[方法]利用菏泽地面气象观测站提供的1971~2010年的年平均气温、季平均气温、年最高最低气温、高温低温日数资料,采用一元一次线性回归法、六阶多项式线性拟合法、变异系数法、显著性检验、Mann-Kendall突变性检验的方法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近40年来菏泽的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的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36℃/10年;(2)四季平均气温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其中冬季升温最为显著,线性速率为0.54℃/10年,秋季、春季次之,夏季最小;(3)最高气温以0.13℃/10年的线性速率增加,最低气温以0.587℃/10年线性趋势升高,最高气温的增温趋势明显低于最低气温的增温趋势,其气候倾向率和突变性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变化的特征;(4)高温日数(≥35℃)以1.09d/10年线性趋势增加,低温日数以0.81d/10年线性速率减少;(5)年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分别在1993年、1979年、1982年发生了突变。[结论]近40年来菏泽的年、季平均气温、年最高最低气温具有明显的增温趋势。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基于四川省农业与农民的双视角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致力于建设新时代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以四川省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双视角切入,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相关变量,消除样本内生性问题。通过分析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效果发现: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差距较小为0.2%,在2014年后增加为1.1%,增长0.9%;2014年前,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差距为-1.3%,在2014年后增加为12.5%,培育政策对区域农民收入增长促进效果显著,增长11.2%,基本能够判断现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是有效的。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CEPA促进了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货物贸易吗？

本文基于1998—2011年相关数据,采用倍差法和引力方程的整合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内地各省区进出口贸易的 CEPA 效应,得出 CEPA 既没有增加中国内地省区对香港的出口,也没有逆转进口下降趋势的结论。这与 CEPA 在内容上体现为内地对香港的单方面开放及 CEPA 框架下香港经济结构和贸易转型有关,并提出本文结论对中国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启示。